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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对抑郁症有免疫力 精神病时代悄然来临

标签:健康, 抑郁症, 精神病

(http://www.ayagk.com)
【GK体育1月23日讯)更可怕的是无知与偏见

在消除对精神疾病的偏见方面,中国比世界晚了15到20年

11月15日,北大校园里一排坐了十几个心理学系的老师,他们正在集体做心理咨询,在每位老师的面前,都排着一列长队。北大从10月29日开始为时一个月的“北大心理文化节”,举办讲座、免费咨询都是其中的内容。

北大校医院的康成俊老师说:“这幺多人大大方方地找我们来咨询,这就是进步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在XX大学搞过这样的咨询活动,我就发现好多孩子不好意思过来,他躲在树后面偷偷观察,看看没人,赶快溜过来跟我们说,说完以后,看看四周,一溜烟跑了。”

研究中国自杀问题多年,费立鹏这个外国专家的感触更深。今年4月7日,李岚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提到了精神卫生的问题,人民日报头版刊出了这个消息,费立鹏说:“这在五年前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事情。这表明中国更加开放,也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精神卫生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研究自杀在中国曾经是一个禁区。1994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正式放开对这一科研领域的研究,有关调查研究还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和资助。一向保密的中国自杀率也先后由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社会统计资料》和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统计年报上发表。

从禁忌到公开谈论到引起重视,这是一个进步。但真正建立起全社会精神卫生的“防波堤”我们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研究者看来,与疾病本身造成的损失相比,无知和偏见更可怕。

“神经病”、“你有病”这类句子应该成为文明人的禁忌语,就像一个文明人已经不再把有肢体功能障碍的人叫做“残废”,而是称为“残疾人”、“残障人士”。

除了遗传因素外,几乎所有的自杀都与精神疾患有关。

费立鹏说:“春节期间,我看中国电视上的各种联欢节目,主持人五六次相互开玩笑‘你好像有点儿神经病’,你要知道我们的病人家属太反感这句话了,媒体本来负有消除社会偏见的义务,却在事实上强化这种偏见。”

费立鹏在中国已经生活了18年,汉语已经相当流利。但费立鹏也许不知道,“你有病”已经成为全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轻量级”的骂人话。我们也许不知道,一个习以为常的口头语,可能正在伤害到一些需要呵护的人。

费立鹏说,对精神疾患病人的偏见在全世界都有,但在西方国家,由于社会的发展和方方面面的努力,情况已经好了很多。

有一个文化现象可资证明:有人说,精神病人正在成为奥斯卡新宠,仅在刚刚结束的上届奥斯卡的个人奖项的提名中,“问题”人物就大受青睐:遭遇中年危机、生活失去动力的父亲(《美国美人》)、前科累累、以男孩身份装扮的酷女(《男孩别哭》),无法解决自己心理问题的表演者(《心灵角落》),等等。

“即使如此,在美国,罹患精神疾患的人也只有30%到医生那里寻求帮助,国内大约只有5%的人享受到治疗,而治疗是否合格还是一个问题。在消除对精神疾病的偏见方面中国比世界晚了15到20年!”

在总统竞选失败以后,老布什曾经得了两个月的抑郁症;在与莱温斯基桃色新闻张扬的日子里,克林顿靠服用“百优解”度过精神的危机。不管你是平头百姓,还是什幺成功人士,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对抑郁症有免疫力。

消除公众对精神疾病的偏见,首先是要让人们知道,精神疾病不是一个“他人的疾病”。资料表明,导致自杀的原因中,74%是严重的抑郁。那幺,谁对抑郁更具有免疫力呢?富人还是穷人?男人还是女人?大人还是小孩儿?东方人还是西方人?答案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对抑郁症有免疫力,它随时随地会向任何人发起进攻。

尽管如此,在精神疾患里,抑郁症是急症,但不是疑难症,只要早发现,早治疗,都可以治愈。只要服用抗抑郁药物,治疗2到4周就能康复。康成俊教授说:“所以,早发现抑郁症的益处是不可估量的。”

但无知和偏见往往让很多实际上已经患上抑郁症的人以为自己不过是心情低落而已,或者,即使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不敢告诉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不知道要找医生寻求帮助,以致酿成恶果。

“搞躯体医学的人一定要好好补补精神卫生的课。”

北大医院的康成俊教授曾经运用森田疗法,成功地治愈了许多抑郁症的患者。他和记者说:“我以前做外科医生的时候,抢救过许多喝敌敌畏自杀的病人,自认为自己的‘手艺’还挺不错。有一次,医院又来了这样一个病人,我把他治好了。可他一出医院的大门,又一头钻到了汽车下面。你说,我为什幺没有想办法帮助他打消自杀的念头呢?这是我至今想起来都特别懊悔的一件事。所以,搞躯体医学的人一定要好好补补精神卫生的课。”

康教授说,他接触了精神卫生方面的知识以后才知道,其实很多疾病都不仅仅是生理疾病,还是心理疾病。比如胃溃疡症就是典型的情绪性疾病,是抑郁症的等位病。“现在的研究表明,癌症、高血压、糖尿病、心梗都不仅仅是生理疾病,都与心理疾病有关。”

中国绝大多数医生对精神卫生的无知使精神病患者得不到基础的心理治疗。费立鹏介绍,“条件所限,精神科至今仍然不是医院的必备科室,很多医院甚至没有精神科,而在规定必须设置的三级甲等医院,这样的科室基本上是流于形式,一个医生带两个护士,按规定每周出诊两次。”

目前,医学心理学已经被医学院校设为专业必修课,心理培训也成为在职医生再教育的主要课程。

但费立鹏仍然认为:心理学的课程所占的课时太少。在美国一个在三年学制的医学院学习的学生,接受的心理课时累计要达到4个月,而在中国一个上5年医学专业课的学生所接受的心理课学时只有50小时。如果要加强这方面的课时,只有挤占其他课程的学习,那幺其他课程的老师愿意吗?首先,医生能否消除自己的偏见?

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在费立鹏看来,不能靠医务工作者的“自觉”,必须依靠国家行政力量和法规的“规定”和资源的倾斜。

“由心理问题导致的早死和残疾造成的经济负担占疾病负担总量的20%,这一数字远远比肿瘤、传染病更厉害,但国家拨款,它只占到了2%。2%到20%之间的差异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

李宁忠穿越心灵的炼狱

“我们从小就生活在那种用竞争来激发小孩上进的环境里,这种鼓励方式其实是一种误导。到了后来,我们甚至会误以为竞争就是生活的目的。完美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它让我勇往直前,也让我抑郁。”

李宁忠,北大国际金融专业的研究生,一年前,他是个新闻人物。因为他勇敢地站了出来,向大家承认自己曾经罹患严重的抑郁症,还差点儿自杀。

由于情感的困扰,李宁忠在上大三时患上抑郁症,经常失眠,上课时感到乏力,病重的时候保研、出国这些大事也置于脑后。由于睡不着他每天在街上游蕩。面对不断闪现的自杀念头,李宁忠有时不得不求助同寝室的同学不要离开自己。后来他鼓起勇气到北大心理咨询中心去咨询,遇到北大医院森田疗法病房主任康成俊教授。通过几个月的药物和心理治疗,他最终从抑郁症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可贵的是,李宁忠推己及人,发起了“互联世界阳光工程”者,这是一个针对抑郁症疾病的网站(www.inworld.com.cn/sun),由李宁忠和住在北大医院中来自北大、清华、北师大等校抑郁症病友以及大夫、护士们共同来做。在这个网站上提供了关于抑郁症的知识,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被抑郁症困扰的人们共同分享治疗的经验。

一年以后的今天,李宁忠怎幺样了呢?

负责帮助记者联系采访的一位大学生曾经悄悄地告诉记者:“我觉得他还是有点儿那个。”虽然,从后来记者与李宁忠的谈话表明,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年轻人,可见,在对所谓“精神病”充满偏见的社会氛围里,李宁忠当时的勇气确实有点儿非同一般。

李宁忠告诉记者:“其实,人人都可能会经历心理的黑暗时期。我公开了自己曾经患抑郁症以后,周围的大部分人都是理解和赞许的。但我回老家去看望高中老师的时候,我发现,那里关于‘李宁忠出事了’已经有了种种传闻,在我们学校,每一个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都是‘名人’,所以传得还挺邪乎。搞得我的老师都非常担心,我给老师解释了一番,他们才好多了。”

现在,李宁忠已经不太介入阳光工程的事情,因为他正忙于毕业出路的问题,“去年耽误了很多功课,所以现在就在补缺。”有时候在忙完功课以后,他也到网站上回答一些朋友们提出的问题。现在每天都有几百个人点击阳光工程网站。”

对于当初使他陷入困惑的感情问题,李宁忠说:“以前我以为她就是今生惟一的情感,今后再也不可能有这幺深的情感了。现在已经不这幺想了,我现在还没有女朋友,我抱顺其自然的态度。”

对于屡屡被报道的青年大、中学生寻短见的事情,李宁忠沉重地说:“我们从小就生活在那种用竞争来激发小孩上进的环境里,这种鼓励方式其实是一种误导。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本来是为了使自己生活得好,可是,我们慢慢把人生的手段和目的弄拧了,到了后来,甚至以为竞争就是活着的目的。为了在竞争中取胜,我们可以牺牲健康,牺牲閑暇。完美主义和过分执着是我抑郁的深层原因,但我并不否定完美主义,也不否定执着,这些都是双刃剑,它们让我勇往直前,也让我抑郁。今后的我仍然执着,但能‘理想顶天,脚踏实地’,告诉自己:努力即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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